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乡经济互动研究
作者：于新娟
出版：学林出版社
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0
印数：32万
版次：2021年11月第1版
印次：202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978-7-5486-1693-1/F·62
定价：68.00元
作者简介
于新娟，历史学博士，新葡萄8883官网教授、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长三角区域史，著有《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研究（1912-1936）》（2010年）、《国际贸易中传统市场因应策略研究：以20世纪前期长江三角洲棉业市场为例》（2015年）等，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和上海市哲学社科规划课题等多项基金项目，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厦门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发表论文30余篇。
目录
绪 论
一、研究综述
二、主要内容
三、文献、视角与方法
第一章 上海棉纺织工业与乡村棉业的互动
第一节 上海棉纺工业与乡村棉花种植业
一、棉纺工业对棉花种植业发展的推动
二、棉纺工业推动棉花种植业的改良
第二节 上海棉纺织工业与乡村手工纺织业
一、棉纺工业导致乡村手工棉纺业的衰落
二、棉纺织工业对乡村棉织业的双重作用
第二章 上海缫织业与乡村蚕丝业的互动
第一节 上海缫丝工业与乡村桑蚕业
一、缫丝工业与植桑业
二、缫丝工业与养蚕业
第二节 缫丝工业与乡村手工丝织业
一、缫丝工业导致乡村手工缫丝业衰落
二、缫织工业推动江浙丝织业发展
第三章 上海内外贸易与乡村经济
第一节 工业原料及产品贸易与乡村经济
一、工业原料贸易影响下的乡村商品结构及其变化
二、工业产品贸易影响下的乡村商品结构及其变化
第二节 消费品需求及结构变化对乡村农业结构的影响
一、消费品需求变化对农业生产多样化的影响
二、消费品结构变化对农业结构的影响
第四章 上海经济发展与乡村劳动力供给
第一节 上海工业发展与乡村劳动力供给
一、上海棉纺业的乡村劳动力供给
二、上海其他工业的乡村劳动力供给
第二节 上海商业服务业发展与乡村劳动力供给
一、上海商业发展得益于乡村劳动力供给
二、上海服务业发展吸纳乡村劳动力供给
结 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绪论
城乡关系是近代社会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受到学界的长期关注。通过城乡关系的深入讨论，可以拓展和深化我们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认识。然而，对于近代中国城市如何与农村互动的问题，还未有清楚和系统的认识，这也是学者们在评价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向度时，还存在着诸多分歧的原因之一。厘清近代城乡经济互动关系的状况和实质，有助于深化城市经济发展相关因素的探讨，也有助于丰富近代农村经济变迁的研究，对于深化城市史、区域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上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在近代开埠之前即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开埠之后，上海迅速成为工业、金融、贸易中心，对周边乡村腹地经济具有极强的拉动作用，同时，其城市经济发展也更加依赖腹地乡村的劳动、商品、资本、土地等供给。近代上海城市经济发展与长江流域乃至其他区域的乡村经济都有关联，尤其与江浙农村经济关系更为密切，距离较近的苏南、浙西、浙东等地区的农村经济变迁与上海城市经济波动更是息息相关。上海城市经济与广大地区的乡村经济之间存在着频繁而密切的互动关系，是我们研究近代城乡经济互动的典型个案。故本书以上海为中心，探讨1910年初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城乡经济互动的内涵、规模和机理。
一、研究综述
近几年来，有关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研究逐步深入，先后有多部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题或主题之一的论著出版。在逐步取得更多共识的同时，学术界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分歧。这些研究成果普遍认可近代城乡关系发生变革，但在对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评估中，却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些学者强调城乡之间形成了二元对立的经济结构，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城乡之间存在 一个整合的市场体系。
研究者普遍认同近代城乡关系发生变化，且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宫玉松认为，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城乡关系也发生了急剧的变革，呈现为新旧交替、传统向近代过渡的复合形态。一方面，城乡分工扩大，城乡联系加深；另一方面，城市化水平有限，城市对乡村的辐射作用有限，在空间上也呈现出不平衡性。这些特征相互交错，决定了城乡关系的复杂特征。隗瀛涛主编的 《近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研究》认为，四川城乡关系转变的契机是宜昌和重庆的开埠，由于市场被迫开放，城乡关系开始发生与传统体悖离的新变化，其主要特征是 “由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向乡村在经济上屈服于城市变化”，“前近代时期的城市对乡村的依赖性逐渐降低，乡村对城市的依赖性逐渐增强，城市开始带动乡村共同发展”。冯卫博认为，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城乡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但对近代城乡关系变化的方向，却有不同的判断。戴鞍钢认为，在前近代中国社会相对封建的自然经济形态之下，城市与乡村的社会经济具有同质性，两者之间只有松散的联系。而近代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前近代的城乡关系格局，造成了城乡之间紧密的互动关系。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近代城乡关系由传统趋向于近代化，其表现在于城乡社会分工扩大，一些乡村趋于城市化，乡村人口与资源向城市流动，城乡贸易日益强化，城乡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强。蔡云辉、赵泉民等则认为，近代城乡关系是一种城市对乡村政治统治、经济掠夺的单向关系， 是由前近代具有连续性、一体性特征的良性城乡关系转变为二分的、服从的恶性城乡关系。赵津津也认为近代中国城市化打破了前近代的城乡协调统 一关系，进而形成对立统一的城乡二重关系。一方面，城乡经济往来日趋频繁；另一方面，城乡对立和矛盾日益加剧，导致了古代城乡一体化到近代城乡二元分离的转折性变化。还有研究者认为，前近代的城乡关系是以乡村为中心，以城市为辅助的关系。近代这种中心—辅助关系发生反转，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中心，以乡村为从属的新型城乡关系格局，城乡相互加强，城乡交流加快。有学者对四川的研究显示，与前近代相比，近代四川的城乡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对于乡村而言，城市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开启了 “城市统治乡村”的时期。在城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中，乡村对城市的依赖性增强，城市发展带动着乡村的发展。
黄宗智著作
在对近代长江三角洲城乡关系的整体判断中，一些学者提出城乡之间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认为传统农业部门仅能供养众多的农村人口，通常无力向城市提供生活和生产所需的农产品，在城乡之间存在着制造业与农业的组织不对称，制造业与农业之间又缺乏相关的制度机制以沟通各种生产要素， 因而工业生产难以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黄宗智甚至认为，城市工业化即使对相邻的农村也没有多大影响。因此，近代城乡关系可以用二元经济模式加以描述。黄宗智认为同时发生的城市发展和农村贫困化，加深了长期存在的城乡之间的鸿沟。因为近代城市工业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工农业关系，不利于农村经济。与沿海城市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的近代发展相反，农村经济继续过密化，城市发展和农村贫困化同时发生的事实，使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差距继续扩大。因为中国（包括江南）没有亚当·斯密所强调的城乡贸易的双向互利关系，因为小农的主要生活必需品是由其他小农生产的，除了少量的必需品外，小农极少购买城市（工业）产品，城乡贸易不过是由农村剩余向城镇的单向流动构成的。
还有学者认为，近代城乡关系的特点是城乡疏离甚至城乡对立，城市与乡村在经济上形成掠夺与被掠夺关系，在政治上形成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在社会流动上形成流入与流出关系，因而导致前近代的城乡连续与统一关系，一变而为城乡分离且乡村服从于城市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恶性关系，并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城市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农村的经济停滞甚至凋敝，城市的发展导致了城乡政治的混乱和社会结构的矛盾加深。这一观点得到区域和个案研究结论的支持。郎元智对近代东北城乡关系的研究显示，东北地区近代城市发展速度很快，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种城市发展和城市经济繁荣并不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和对农村经济的剥夺之上，东北近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是以压低农产品价格作为代价的，其结果是城市取得了发展，农村却日益陷于贫困。另一项对东北城乡关系的研究也认为，城乡关系是导致乡村发展滞缓的原因，其结果是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此类城乡关系的消极作用不仅限于农村，还制约着城市的发展。荆惠兰对东北地区城乡关系的研究显示，近代东北地区相互对抗的城乡关系限制了城市的正常发展，使东北城市发展呈现畸形化。
另一些学者注意到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在近代的延续，以此为依据，他们也强调20世纪上半期长江三角洲城乡之间的一体化关系，并对二元经济模型提出质疑，相反，他们强调城乡之间存在着统一的市场体系。罗斯基认为城乡经济活动之间没有障碍，还认为有很多种类的传统生产与传统贸易，补充了近代生产与近代贸易的发展，而不是被新形式的生产与贸易所摧毁。其关于抗战前中国经济成长的观点，则假设城乡之间有一组平稳的联系，所以中国城市的进步也引起了农村的进步。戴鞍钢的研究支持了罗斯基的观点，认为近代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受到上海城市发展的促动，发生了结构性的深刻变化，并认为这一变化反映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的历史进程，体现了近代都市和周边农村互动的双边经济关系。珀金斯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城乡关系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他认为20世纪以前中国农民在经济关系方面，除了其近邻之外，实际上是与世隔绝的。到了20世纪，现代工业和运输开始改变这种局面，到20世纪20—30年代，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较之前有很大增长。尤其是城乡贸易，无论是农产加工品，还是非农业原料加工的城市工业品的贸易，都大大增加了对于远方农村供应来源的依赖。因此，城乡之间市场整合程度大为增强。
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施坚雅等学者以城乡连续体作为中国城乡关系的特征，虽承认中国城乡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强调城乡之间在贸易、行政等关系方面的紧密连续性。卢汉超从人口、文化、社会等方面强调近代城乡之间的一体关系。林星对福州、厦门等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城乡关系的研究显示，鸦片战争后，沿海通商口岸城市首先开始向近代工商业城市的转变，这些城市腹地农村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结构在城市转型的影响下也出现变化。在通商口岸城市的发展中，周边农村的经济结构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反过来，周边农村作为城市主要的农副产品供给地、劳动力供给地，支持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展。在城市与乡村相互影响的经济变迁过程中，形成了城乡 “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结构关系。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城乡之间资本、劳动与产品市场实现了充分结合，因此提出了城乡市场整合为一的假设。墨菲对上海的研究认为，人口稠密、劳动力充裕的农村是一座大城市最为重要的基础，它为城市的粮食供给、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徐雪筠也认为，上海城市港口贸易的发展除了优良的自然地理条件之外，还与周边江南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关系密切。陈绛认为，近代上海由前工业社会港口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的首要城市，有赖于它同全国农村以及众多市镇的密切关系，可以说上海的发展是根基于传统农村经济之上的。而上海发展的局限，正是因为农村经济的衰败。沈渭滨也认为：“上海在近代的崛起和繁荣，是建立在深厚的腹地和杭嘉湖苏松三角洲地区货物集散基础之上的。上海与上述地区的经济联系才使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发挥出充分的潜能。”可以说，近代上海与腹地农村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这正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戴鞍钢在《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一书中，“以港口为研究的切入点，全面考察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互补互动的经济联系，努力揭示近代上海以内外贸易为纽带与周边地区及内陆省份之间的经济交往”，指出“近代上海港的发展，在有力地推动其所在城市繁盛的同时，也对其经济腹地即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岸各地产生强力辐射，促成上海与这些地区间互补互动双向经济关系的架构”。吴松弟等探讨北方沿海港口城市开埠之后经济发展将广大的内地农村纳入其经济腹地，并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过程，展示出“各港口城市和其腹地近代经济成长的过程”。孟玲洲对近代天津和高阳之间城乡关系的研究显示，乡村与城市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逐渐演化出不同于前近代城乡关系的新型关系，乡村以其农业等资源支撑城市的发展，而城市反过来也促成乡村的经济发展。高阳织布业依赖天津城市供给技术、原料，还依托天津城市提供的市场和金融服务，因而其原料购买、生产技术、产品销售等，均离不开天津城市。城市成为高阳这类农村工业发展的动力。
戴鞍钢著《港口·城市·腹地》
承认城乡之间紧密联系的学者，对这种城乡关系给城市和乡村施加的影响也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强调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如王承志《论城乡关系》认为：“城市是由乡村的发展而累积起来的，乡村是身体，城市是心脏，反过来说，乡村是城市的母体，城市是乡村的神经，城市与乡村， 决不能隔离和孤立，两者之间，如体肤之依附，互相生存。”这篇文章还从城乡之间的劳动与资源关系作进一步的论证，认为：“没有乡村的劳力和资源的供给，城市的建设和繁荣将是空中楼阁。没有农民的进入城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是不可想象的……同样的，有了城市的生产关系，农村的资源才能加工精制，成为商品，流入农村，而为生活之所需；有了城市工人所制成的商品，成为商业交换关系以后，农村的物资才能与城市的商品交换而发展农业生产。”戴鞍钢《近代中国城乡经济关系演进述论》认为，鸦片战争后，前近代中国城市与乡村社会经济联系松散的状况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相当一部分通商口岸城市经济直接或间接辐射到农村，这一变化支撑和推动了近代中国城市经济的变革。城乡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符合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要求。关于近代城乡关系的区域和个案研究，也多持类似的看法。邱国盛比较了近代北京和上海的城乡关系，认为上海在近代建立了紧密的城乡关系，城乡之间形成了功能分工，实现了经济良性互动。有学者以天津与高阳的关系为例研究城乡关系，认为这一个案提供了一个近代城乡互动发展的范式。该项成果指出，作为华北贸易重镇的天津与作为棉织品产区的高阳之间在经济上相互融合，形成依托织布业和区域工商业分工的一体化关系。高阳棉织业的各个生产要素都深受天津城市的影响，城乡相互依存推动了两者的共同发展，形成了城乡互动的近代模式。孔伟 《近代宁波的城市化水平与城乡关系》认为，近代宁波城市的发展不仅受到国际国内政治的影响，还受到农村经济等因素的制约，并重点讨论了农村经济发展及城乡关系对宁波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认为20世纪30年代宁波农村经济破产，对宁波城市工业、金融业产生了消极影响。徐黎明等《开放环境下的近代烟台城乡关系》认为，开埠通商以后，城市服务功能完善、工商业发展、人口素质提升等因素，导致了城乡关系的近代转型，带动了周边乡村产业结构、交通环境、社会生活等的整体变迁。
王国斌《大分流之外》
除了强调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一些学者还注意到城市与乡村之间关系“相成相鮨的两方面，城市离不开乡村，乡村也离不开城市，彼此相互依倚，构成一体，这是相成；城市剥削乡村，榨取乡里人的血汗，或者乡里人围困城市，革城里人的命，彼此对立冲突，这是相鮨”。王国斌既批评黄宗智没有理会沟通城乡之间经济变化的重要联系，又批评罗斯基提出的各类市场结合为一的假设，认为两者都有失偏颇。学者们注意到，近代城乡关系虽然紧密，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在烟台城乡关系的个案分析中，研究者注意到在城乡关系中，城市对乡村的推动力不足，而乡村缺乏对城市发展的助动力，城乡关系远未达到应有的理想状态。邱国盛的研究显示，由于农村的普遍衰败，不论是北京还是上海，都不具备农村剩余人口的吸纳能力， 其结果是上海的人口增长超越了城市的承受能力，导致城市的畸形繁荣，而北京则陷入了城市与乡村经济停滞的困局。熊月之的研究显示，来自乡村的破产农民是上海城市贫民的主体，他们促进了新的行业的发展，同时也在上海找到了向上移动的机会和希望。有学者将这种城乡的复杂关系归纳为 “对立统一二重性”，认为一方面近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强化了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因而带动了城乡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受到近代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制约，城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乡村的剥削与掠夺，因而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反过来又制约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些学者研究了近代四川的城乡关系，指出在近代四川，由于城市在城乡对立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城市发展过于缓慢，城市对农村缺乏带动效应，同时，经济水平低下的农村也阻碍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近代四川城市与乡村之间是一种非良性的互动关系，而这一城乡关系是区域发展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
一些学者强调城乡经济的相互促进。认为从逻辑上来说，城市的近代成长可能会摧毁乡村传统的生产形式，导致对整个经济的改造。但近代城市的经济发展并未摧毁乡村传统的生产形式，由于对工业原料和食品的需求增强，农业和乡村手工业均取得了微弱的增长，城市近郊农村尤其从城市工业化中获益良多。城市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农村的进步，反过来，农业劳动力的过剩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近代农民离村进城推动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的传统农业也不是像二元经济模式所设想的那种完全消极的东西，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城市发展是以牺牲乡村经济作为代价的。他们发现，20世纪上半期农产品商品化的进展速度很慢，不能与工业发展相适应。乡村卷入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意味着近代不平等的城乡关系的形成，分散的农村小生产不得不受制于城市的大生产和大流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输出的产品不足以抵偿由大城市输入的工业品，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以至金融枯竭，经济破产。
黄宗智
另一些学者关注到城乡关系失调及其影响因素。蔡云辉讨论了近代城乡关系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认为对抗性的城乡关系使一些城市出现畸形繁荣，以致城市与乡村发展严重脱节，滞缓了城市化的进程。反过来，由于城市对乡村发展的推动不足，以致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滞缓，这也是造成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城乡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还是导致乡村破产的因素，因此也是制约城市发展的因素。至于造成近代城乡关系失调的因素，一些学者强调制度因素，认为城乡关系的症结不在于市场，而在于由经济制度和地权关系导致的农村资金外流，有限的剩余没有用于发展农村经济。大部分学者将近代城乡关系失调归咎于外部原因，认为西方国家压制了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了农民的贫困，是近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肇因。有学者对这种高估外部因素作用的看法不以为然，认为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依然是很不完全的。当时的外国贸易与整个中国经济相比还是非常之小的。他们指出，过高估计西方国家对城乡关系的影响的看法低估了中国自发的发展水平。
近代城乡关系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区域层面，特别是关注大城市以及口岸城市的城乡关系研究，相对而言，中小城市以及内地区域的城乡关系研究相对较为薄弱。还有学者将近代城乡关系的研究视角归纳为整体视角、城市视角、农村视角、外部视角等。指出整体视角倾向于从区域整体乃至全国范围分析城乡关系；城市视角多以城市为中心研究城乡关系；农村视角则大都以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立场看待城乡关系；外部视角则将近代城乡关系放在鸦片战争以后对外贸易等影响下城乡社会经济变迁的背景上加以分析，重在讨论来自外部冲击之下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对城乡关系的影响。任吉东对近代华北城乡关系的研究显示，通商口岸城市的发展带动了近代城乡关系的转变，因此，城市化是研究近代城乡关系的切入点。他从城市史的研究看待城乡关系，认为城乡关系是城市研究的方向，而更多地与城市史结合也为城乡关系研究打开新的视野。
在近代城乡关系的研究中，应将区域研究和整体研究相互结合，既重视微观分析，也重视宏观分析，对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及其城乡关系开展更加精微的研究，而且还需要对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城乡关系加以条分缕析，从人口流动、商品往来、金融关系、工业发展等多个不同侧面，做具体而全面的分析。并将城乡关系的诸多方面放在时间之轴上，开展纵向变化分析，观察随着时间流逝，城乡关系的历时性变化。在开展此类研究的过程中，应依据材料的内容和研究问题的性质，运用恰当的研究方法。尤其应根据新材料的发掘、新问题的提出，而相应采用创新性的研究方法，进而提出具有概括性的理论概念甚至理论分析模式。
综上可见，已有研究已经关注到近代中国城市与乡村社会经济关系的诸多方面，相关研究成果要么由城市史的视角观察城乡关系，要么从乡村史的视角梳理城乡关系，或者从区域史的视角分析城乡关系变迁的因素与后果，但较少从城市与乡村互动的视角，观察城乡关系对于城市和乡村的双向影响。上海城市史研究较少关注到城乡互动，而江南区域史研究也对近代城乡互动研究不足。上海史与江南史为近代中国城市史与区域史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而城乡互动研究在这两个领域中均相对薄弱。本书即着眼于这一薄弱环节，以城乡互动为切入点，从上海城市史和江南区域史两个不同的立足点，分别考察城乡互动及其演变中的城市与乡村。
施坚雅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二、主要内容
本书以上海为中心，从城乡之间的贸易、信贷、劳动与产品市场等方面着眼，通过考察城乡资金融通、劳动力迁移、技术传播和商品流通的状况，确定城市经济成长与农村经济变化的联系。判断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从工业城市的成长中受益的情况，衡量这些影响在乡村中引起的有利于城市和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分析制度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创造或制约了这样的城乡关系格局。
本书第一章讨论上海棉纺织工业与乡村棉业的互动。上海位于明清时期逐步拓展的长江三角洲植棉区域中心，近代开埠以后，又成为棉花等商品最重要的集散地和对外贸易中心，同时，也是长江三角洲乃至中国棉纺工业的中心。商业和工业双重中心的地位，使上海成为苏南、浙西，乃至苏北、浙东地区棉花的主要市场。上海的棉纺工业也因地近各个棉花产区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国内外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及金融资本，投资于棉花贸易和棉纺工业。反过来，上海棉纺工业的发展，也刺激着江南地区植棉业的发展，适应近代工业对棉花数量需求的增长以及对棉花品质的要求，江南植棉区域持续扩展，棉花品种不断改良，植棉技术持续改进，江浙两省各级地方政府也致力于棉产改进，推动棉花种植业的发展。棉花种植业专业化程度的加深， 近代棉纺工业的发展，抑制了江南乡村中本就效率不高的手工棉纺业，导致这一行业在各地农村的衰落。但棉花的大量种植，棉纱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又导致了各种规格的廉价棉纱的大量增加，这一变化推动农村织布业广泛采用机纱作为原料，刺激了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随着花纱比价的下跌，手纺纱日益式微，相应地，农户纷纷弃用土纱而采用机纱，又促使了棉纺工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上海的棉纺工业与江南棉花种植业、手工织布业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这一良性互动关系对上海棉纺工业乃至城市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对江南棉花种植业乃至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本书第二章讨论上海缫丝工业与乡村蚕丝业的互动关系。江浙两省尤其是地近上海的苏南、浙西为蚕丝业中心地区，尤其是太湖周边各县，更是蚕丝业最为集中的区域。在这些区域，蚕丝业包括育种、植桑、养蚕、缫丝等多个生产环节，涵盖农业、农家副业、农村手工业等多个生产领域。区域之间甚至区域内部又形成一定程度的生产分工。育种、植桑、养蚕、缫丝等，既是生产环节的不同，也存在一定的区域专业化生产。植桑养蚕还带动了农村蚕丝业贸易的发展，蚕种、桑叶、蚕茧、蚕丝等都有各自的市场，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上海是江南地区近代缫丝工业的中心城市，每年大量收购产自蚕桑区域的蚕茧和土丝，因而与蚕桑业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上海缫丝工业的兴衰导致原料需求的变化，因而直接影响蚕茧、桑叶、蚕种价格和供给。而作为上海缫丝工业原料供给地的江南蚕桑区，其蚕茧上市数量、上市时间都会影响到上海缫丝工业的成本，进而对整个行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上海缫丝工业致力于推动江浙蚕桑区的拓展和蚕种改良，促使两省地方政府深度介入蚕桑业的改进，近代蚕桑种植核心区由太湖南岸向东岸和北岸加速拓展，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缫丝工业推动的结果。本书重点讨论了上海城市缫丝业与江浙农村蚕桑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与城市棉纺工业对农村棉业的影响类似， 以城市作为其生产中心的缫丝工业对农村蚕丝业也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推动了蚕桑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了农村传统缫丝业的衰落。由于农村手工缫丝业生产效率远远落后于近代缫丝工业，故在与近代缫丝工业的竞争中渐趋衰落。然而，缫丝工业却为江浙近代丝织业提供了数量充裕而又具有价格优势的厂丝，通过运用厂丝作为生产原料，江浙手工丝织业得以提升其生产效率，而上海在江浙农村丝织业的这一转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上海是近代丝织机械的生产中心，又是产品设计、销售中心，因而在丝织业产品集散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利用这一优势，上海丝织行业在江浙各地设立分厂，或交由周边农村织户包机生产，形成设计、销售环节在上海，而生产环节在江浙农村的经营方式，展现出城乡在生产、销售等不同环节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对外贸易中心的上海，还是农村缫丝业、丝织业产品对外贸易的集散地。各地的出口商品通过多级市场，最终集中于上海，由上海出口海外市场。
上海怡和丝厂内景
本书第三章重点讨论上海内外贸易与乡村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上海开埠之后，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很快发展成为内外贸易的枢纽，进口货物运往中国内地，或者内地货物向海外输出，主要以上海作为转运中心，因此，上海内外贸易额迅速增加。上海与江南地区交通运输便捷，社会交往密切，经济往来频繁，自然成为各种商品内外贸易的转运口岸。这种贸易关系既为上海城市商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商品，也推动了江南各地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在上海贸易需求的推动下，江南农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植棉区，受上海棉花贸易扩展的刺激，棉花种植面积在棉区种植业中的比重持续攀升，嘉定、太仓、宝山等县棉花种植比重由19世纪后期的“棉七稻三”发展至 “棉八稻二”，而且棉花种植面积也在持续扩展。长江和钱塘江南北两岸的棉花种植面积不断延展。在太湖南岸广袤的蚕桑区，桑树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持续升高，一些农村桑树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八成以上，成为专业化的蚕桑生产区。同时，随着上海内外贸易市场对蚕茧、蚕丝需求量的增加，清代后期集中于太湖南岸的蚕桑核心区，逐渐向太湖北岸拓展，环太湖地区均成为蚕桑业核心区。上海内外贸易与江南农村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不仅表现在贸易扩张对江南农村经济结构的积极影响，还呈现为贸易萎缩之时，对江南农村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由于两者之间紧密的贸易联系，杭州、嘉兴、湖州、苏州、常州、无锡等地的银钱比价、借贷利息，均以上海金融市场行情为标准，足见城乡贸易关系之紧密。上海不仅是工业原料的贸易中心，还是棉织品、丝织品、针织品、编织品等近代农村手工业产品的内外贸易中心。一方面，这些产于农村的手工业品的生产与销售会影响到上海内外贸易的起伏；另一方面，上海内外贸易的兴衰，也足以影响到这些手工业品的产地价格及其生产数量，进而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实态。此外，上海还是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贸易中心，为江浙乡村工业和手工业供应机械设备和动力设备，正是得益于上海的设备供给，江浙农村发展了针织业、棉织业、丝织业等，反过来，上海近代工业和手工业机械工业设备贸易的发展，也得益于江浙工业和手工业对设备需求的增加，两者之间同样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上海开埠后，城市规模加速扩张，随着人口迁入数量的递增，城市消费市场因之扩大，加之人均需求的上升，遂成为江南地区蔬菜、水果、水产、畜产、禽类、蛋类等的消费中心。受运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江南农村成为上海城市居民生活消费品等的供给地，因此改变了部分农村的种植业乃至农业结构。农产品和生活消费品的供给关系也是相互的。上海城市的需求塑造了一些农村地区新的农业结构，而这些地区农业产量的变化也影响着上海农产品及消费品的供给。在这些方面，上海与江南农村又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
本书第四章重点分析上海城市经济发展与乡村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上海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均有赖于乡村劳动力。近代上海工业以轻工业为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棉纺、缫丝、针织等业在内，均为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劳动力。而江浙一带为棉纺织业、缫丝业发达区域，成为上海近代工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地。由于近代棉纺工业、缫丝工业等在上海等城市的发展，农村传统的家庭手工棉纺业、缫丝业等受到排挤而衰退，农村中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上海近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正好为这些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工业发展，人口增加，城市扩张，第三产业也因之不断扩大， 其中，餐饮、交通、运输、娱乐、家务等行业也都需要劳动力，江浙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纷纷来到上海，而上海城市中各行各业的发展也吸纳了来自周边乡村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也使上海与江南农村建立起更为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
兰心大剧院
城市发展给城市郊区农村带来的益处在学者中已经达成共识，但这些益处在广大的城市腹地农村是否实现、实现程度、实现途径以及其中的原因尚无定论。本课题研究的难点，在于判断城市的何种发展易于带动农村经济的积极变迁，以及为什么有的农村区域从城市发展中受益，有些则不能，并从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考察这些原因，进一步分析城乡互动良性循环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中将特别关注长江三角洲内部的区位差异，分别研究区域内城乡关系的差异性。突破点在于通过考察农村的资本、劳动力、土地产权向城市转移，以及城市工业资本、产品、生产技术向农村的输出，以判断在什么样的环境或条件下这种对流比较顺利，阻碍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的分析将置于社会经济史的视野中，除关注城乡经济因素的互动外，还将着力探求诸项经济因素背后的制度因素。
本书探究乡村的发展变化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乡互动的关系，考察乡村经济在上海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区域乡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判断乡村从上海城市化过程中受益的情况，衡量这些益处在乡村中引起的有利于城乡发展的新变化。通过城乡经济互动的考察，探讨城市化不仅是城市自身的问题，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是城市和周边乡村一个矛盾的过程，是在矛盾的冲突下展开的。20世纪上半期长江三角洲城市化过程虽然受到农村经济衰败的制约，但也从农业的结构性变化中受益，城市经济和城市工业并非在没有农村经济变化的情况下发展。而城市工业的发展既促进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商品化，也加剧了农村中的社会经济分化。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既是外向型也是内向型，城市发展有赖于农村经济的支撑。反过来，城市既从农村获取剩余，也将部分资金回流农村。在现代化发展的格局上，与以农业和农村衰落为代价的工业和城市发展的一般模式有所不同，反映出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性和区域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三、文献、视角与方法
有关近代上海以及江浙两省各地农村经济的文献堪称丰富，除当时出版或者刊行的方志、年鉴、调查、统计、报告等之外，还有之后学者整理出版的史料集、专著等。但因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不同，编纂者设定的内容差异， 这些文献较少涉及近代城乡关系问题。本书围绕城乡互动这一主题，从各种文献资料中梳理出涉及城乡经济关系的内容，作为立论基础。
方志与年鉴提供了省县地方经济的大量资料，对于我们了解区域经济概况以及经济结构具有重要价值。戴鞍钢、黄苇主编的 《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收录了全国各县新旧方志，按专题分区域编排，方便笔者理清区域经济及其变化的基本线索。殷惟龢《江苏六十一县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也提供了各县经济资料，可以清晰地观察它们与上海城市经济之间的联系。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和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江苏省）》《中国实业志（浙江省）》记录了两省农业、工业、手工业、贸易、金融、交通、运输等各个不同行业的状况，保留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其中不乏与城乡关系主题有关的资料。赵如珩《江苏省鉴》（上海大文印刷所1935年版）出版时间稍晚于《中国实业志（江苏省）》，两种资料可相互补充。此外，本书还参考了大量新版专业志，尤其是与江浙农村经济中的重要行业相关的志书，包括《浙江省桑蚕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
《中国实业志（浙江省）》
近代农业和农村经济一直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关注，留下来大量由政府、研究机构主导的调查资料，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在各地实地调查之后完成的研究报告。这些完成于当时的调查，多为调查人员在亲临实地观察并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完成，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类调查资料又可分为两类。一为区域性的农村调查，内容涉及包括经济在内的诸多方面，包括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国立浙江大学1936年）、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9年）等。另一为专业性的经济调查。这一类调查又包括多个不同的行业。如棉业调查，就有《民国八年棉产调查报告》（1920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编《棉》 （1931年）等等。再如蚕桑业调查，有《浙江省桑蚕丝绸近况调查录》（1926年）、《诸暨萧山两县桑蟥及其他桑虫分布调查报告》（1932年）、《浙江省建设厅二十三年改良蚕桑事业汇报》（1934年）等。本书大量采用此类调查资料，并将之与方志等文献结合，从而得以理清乡村经济的实况及其与城市经济的关联。此外，本书还利用了多种史料集，包括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高景岳、严学熙编 《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７年版），李必樟译编 《1854—1898８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等。值得说明的是，海关史料也是本项研究的基础资料，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陆允昌编《苏州洋关史料（1896—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徐雪筠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这些史料集提及近代农业、手工业、工业、贸易等的重要资料。笔者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将之与近代调查资料、方志资料等相互补充，以期从不同侧面“还原”近代上海城市经济及江浙农村经济的整体状况，进而分析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基于丰富的文献基础，本书在视角的选择上，避免从城市或乡村的单一角度着眼，而是从城市和乡村两个角度展开，一方面是从乡村经济观察城乡经济联系，考察乡村经济因城市影响发生的变化，如商品化及贸易网络、新兴手工业及其类别、城乡交通改善及其运行状况、消费习惯变化、乡村农副业产品结构变动；另一方面是从城市经济变化观察城乡经济关系，如农副产品在城市的销售状况，资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状况，以及农村资源流向城市对城乡关系造成的影响等，力图从城市史、区域史两个领域结合的区间，展开城乡互动关系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特别注重文献分析与计量分析。如前所述，这项研究具有丰富的文献基础，涉及某个经济行业、某个特定地域的文献，往往有不同的来源，其中，方志、政府报告、学者调查等的记载，因视角不同而常常有不一致。即使是同属实地调查的文献，也有记载差异之处。本书对城乡经济互动关系的分析，以充分了解城市与乡村经济的实态为前提，故对文献记载的歧异之处加以辨析，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将出于不同来源的文献进行对读，考订内容，力求得出可靠的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可以展开计量分析的资料，尽量予以计量分析。本书对城乡经济互动的研究，立足于对城市和乡村经济变化的趋势评估，而这些评估主要基于有关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金融、人口流动等数量资料，以及在这些数量资料基础上所做的统计分析。本项成果利用的主体资料之一为中国旧海关资料，这类资料的主要内容即为大量数据，利用它们的主要方法就是计量分析。本项成果还征引了大量调查报告，其中也有诸多有关生产、贸易的数量资料，对这些资料的运用离不开计量分析方法。通过计量分析，本书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互结合，得出以实证为基础的可靠结论。
后记
我从事近代长三角经济史研究已有十几个年头，博士论文写作时在导师李学昌先生、先师王家范先生、师兄董建波先生的指导下，专注于长三角棉业外贸与区域市场关系的研究，探讨国际贸易中区域市场的因应策略和回应。在此基础上申请的研究项目曾获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的立项资助。随着对棉业经济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近代乡镇民营经济（主要包括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也包括扩散到乡镇中的中小型机器加工业）具有意义重大和敏感性强的特点，在社会经济和国计民生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同时又极易在内外各种力量作用下升降浮沉和分解转化。这样，教育部规划项目完成后，开始专注于长三角乡镇民营经济的研究，主要通过长三角支柱产业丝、棉业，考察乡镇民营经济在国际性商品竞争和技术进步刺激下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应对策略，此项研究有幸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的资助。
不过上述的研究主要限于对长三角具体产业领域的探讨，缺乏对区域整体的考量。进入21世纪，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而近代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以上海为中心的城乡经济互动走出了一条互利共生的发展路径，对此深入剖析无疑将有助于加深对国情的认识和对城镇化建设的思考。经先师王家范先生的悉心指导和点拨，研究选题扩大至围绕上海探究20世纪初长三角的城乡经济关系。至此，对长三角区域的研究经历了由点及面的逐步推进过程，关注的议题也由区域内的支柱产业延展至整个产业经济以及商业贸易、城市发展和资源配置等。
不过以上海为中心的城乡经济互动研究，涉及的议题极其广泛，从宏观角度看三大产业皆涵盖在内，具体来说，种植业、畜牧业、水产养殖、加工制造，以及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餐饮、金融等皆包含在内，领域众多，内容庞杂。如何将这些议题完整清晰地展现出来实非易事。在这个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董建波先生、厦门大学陈双燕先生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和帮助，我们经过反复研讨认为，城市化最显性的特征应是工业化，上海工业最具代表性的行业是棉纺业和缫丝业，棉业和丝业是近代江浙地区广大乡村的支柱产业，城乡互动突出，一定程度可以反映城市工业发展与乡村经济的关系。近代上海由商而兴，商品贸易在城市发展中有着突出的地位，工商各业的发展，大量劳动力的需求，上海城市人口聚集，由此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本书选择了棉纺业、缫丝业、内外商品贸易以及劳动力供给等议题进行探讨。
本书的写作得到诸多前辈、专家和朋友的关怀和帮助。先师王家范先生给予了悉心指导，先生的教诲和关爱令我终生难忘。董建波先生为本书付出大量的辛劳，已数不清他付出的几多心力，感念之情难以名状。陈双燕先生百忙之中审阅书稿并提出许多中肯意见，步履维艰时他的无私支持、勉励和帮助，令我感念至深。撰写过程中李学昌先生、田锡全先生也都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使本书增色不少，在此表示真挚的谢忱。
感谢中共一大纪念馆副馆长、原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学林出版社社长周峥先生的鼎力支持和学林出版社编辑胡雅君女士对书稿的修改及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本书是在我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上海为中心的城乡经济互动研究（1912-136）”（批准号：14BJL018）的基础上写成，能顺利出版还得益于新葡萄8883官网出版基金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书稿写作期间母亲大人不离左右，写作顺畅和困顿时总有母亲的陪伴，此情此景宛如眼前，母亲大人已于去年安详宁静地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二岁。每当想起养育我成长的父母，禁不住泪如倾雨。感谢我的丈夫和儿子，没有他们温暖的鼓励、深深的理解和鼎力相助，此书将无法完成。
书稿出版在即，既欣慰又忐忑。本书涉及的议题极其繁杂，有些议题仍需日后补充完善，比如工业中的面粉、榨油业与乡村经济的互动，城乡关系的历时性变化等，而上海金融业与乡村经济互动，散见在各章节中，有待深入和丰富，还望前辈、专家和同仁不吝赐教。
于新娟
2021年8月于上海
本文来源：上海学
